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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《芳华》⑥

当代作家2018-02-14 17:46:28

第十章(2)

郝淑雯以标准的紧急集合动作,从床上到走廊只用了半秒钟。同时走廊的灯被哨兵打开,灰尘和蛛网包裹的混浊灯光里,何小嫚手里拿着那件衬衫已经走到她们宿舍的门口。小郝立即还原了当年接兵的年轻首长,威严而慈祥:“等一等!”

何小嫚等着。郝淑雯对她身边的哨兵摆了摆头。哨兵当然明白“首长”要她去干什么。她跑上去,缴下何小嫚的衬衫,但她马上就懵懂地扭过头,看着穿睡衣睡裤紧跟上来的郝淑雯。衬衫是那件,没错的,但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它掩护的那个下流“勾当”!要拿下作案者,必须人赃俱在,现在勾当不见了!郝淑雯从“哨兵”手里接过衬衫,不动声色地搜查一番,同时审问就开始了。

“这么晚,哪儿去了?”

“上厕所。”

“你平时起夜吗?”

“有时候……”

谁都知道女兵床下一般有三个盆,三个盆的分工很清楚,头号大的洗脚擦身,二号大的洗脸,最小的偶然起夜做便盆。除非腹泻,极少有人半夜穿过院子去那个公共厕所。

“胆子倒挺大的嘛。”

何小嫚毫不费力就听出审讯者的话中的双关语。那时有关郝淑雯要当女舞蹈队队长的传闻已经泛滥,何小嫚在未来的顶头上司面前规规矩矩立正。

“这衬衫是你的?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“傍晚下雨大家都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了,你怎么没收?”

“忘了。刚才从厕所回来才看见。”

“你平常的好记性呢?藏半个包子夜里都记着啃完它。”

何小嫚连稍息都不敢。

郝淑雯端正标致的脸上出现一个狞笑。

“那个东西哪儿去了?”

“什么东西?”

“你藏的东西,你知道。”

“我没藏东西。”

“好意思做,就要好意思承认。”

“承认什么?”

“承认什么,我哪儿知道?”

“……”

“嘿,问你呢!”

“……”

郝淑雯指着衬衣:“你在这件衬衣下面藏了什么?”

“……什么?”

“废话!你藏的你承认啊!”小郝给她气笑了。

走廊两边的门都开了缝儿,缝隙渐渐变大。

讯问陷入僵局。郝淑雯只好重来。

“是不是把那玩意儿烧了?”

“……”

“藏在衬衫下的东西被你烧了?”

“……谁烧了?”

“哦,没烧。那哪儿去了?”

“……”

“大家可是都看见的,啊。”

何小嫚眼泪流下来,可以看成是被冤出来的眼泪,也可以看成是被穷追猛打即将全线崩溃而求饶的眼泪。小嫚眼睛看着前方,但并不看着她面前的未来分队队长。她的目光在郝淑雯身上穿了个洞,去寻找逃遁的出路。假定她能来一个现在时髦的“穿越”,穿越几十年,来到二十一世纪的北京王府井,就是跑断腿也找不到无衬垫乳罩。她那个刚被销赃的乳罩假如拿到此地,大概没人敢相认,那也叫乳罩?!那是多么单薄可怜的东西!塞着两块黄颜色搓澡海绵,塞着小嫚对自己身体的不满,塞着对改良自身最大胆的作弊。怎么能让她承认这样的作弊呢?要她承认不是太残忍了吗?郝淑雯是太残忍了,你长了这么丰美的胸,你当然镇压在胸上作弊的可怜虫!何小嫚的目光在郝淑雯的完美的胸口上穿了个洞,又在小郝身后走廊尽头的墙壁上穿了个洞,还是找不到逃遁的出路。眼泪滴成了珠子,可她就是不低头不认罪。

“我们好几个人都看见了。”门内的某女兵站上了证人席。

“他们男的都看见了!都在怪笑!”这个证人很悲愤。

门内的女兵们跟走廊上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审判庭。郝淑雯又开口了。

“干了那种事,还要撒谎。”

“我没撒谎。”

“她撒谎没有?”郝淑雯向走廊两边的门扫视。

“撒了!”陪审团异口同声。

“再问你,撒谎了没有?”

寂静中,何小嫚的眼泪干了。

“问你呢。”

“我没撒谎!……”

何小嫚突然咆哮起来。凉飕飕的秋夜出现了乱气流。

郝淑雯被这一声呐喊暂时震住。大家都从这句咆哮里听出“策那娘”!听出比这更脏的弄堂下流话,听出她用这句话骂山门骂大街。这只小老鼠一向躲躲闪闪,静静悄悄,从来不知道她还会叫!从来不知道她身体某处藏着这样一声叫!

“没撒谎你叫什么叫?!”

何小嫚继续看着前方。

“有种干,就有种承认!撒谎抵赖……”

一声号叫打断了郝淑雯。何小嫚的那声无词的号叫更可怕,刹那之间让你怀疑她由人类退化成了猿,叫声凄厉至极,一口气好长,一米五八的身体作为笛管,频率高得不可思议,由此你得到一个证明,正是她的短小使她发出如此尖锐的声音,想想知了,蛐蛐、蝈蝈、金铃子之类。郝淑雯给她叫傻了。我们都傻了:她这样叫,一个字也没有,什么意思啊?后来我了解了她的身世,觉得这声无词的号叫在多年前就开始起调门,多年前就开始运气,在她父亲自杀的时候,或许在弟弟揪住她的辫子说“辫子怎么这么粗,明明是猪屎橛子”的时候,也或许是在她母亲识破了那件被染黑的红毛衣,以及两个绒球如何做了丰胸材料而给了她两耳光的时候……

何小嫚号叫的时候,脸色紫红,印堂却青白,鼻子至嘴巴的三角区同样发青,但她的眼睛仍然是穿过郝淑雯的;小郝把一件洗塌了筋骨因此疲软无比的针织衫做睡衣穿,肉粉色,原先应该是红色,由于洗过太多水完全像张煮软的馄饨皮粘贴在身体上。想象一下,小郝那夜间不设防的身体就在那下面,那些轮廓,那份饱满,她的高炮师长父亲和军医母亲给了她这身体,以及那身体后的依靠。只要这世上郝淑雯存在着,对于何小嫚就是残酷。小郝这样的天体和何小嫚这样的丰胸把戏,一个当然要戳穿,一个当然要号叫。

女兵们对何小嫚的歧视蔓延很快,男兵们不久就受了传染。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恶热。在大变革前夕的非人酷暑中,为“八一”节排练新舞蹈:红军飞渡金沙江。舞蹈的高潮是所有男舞者把女舞者托举起来,女舞者一腿跪在男舞者的肩膀上,另一条腿伸向空中。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汗水冲淋,地板湿漉漉的似乎也跟着出汗。平时就爱出汗的何小嫚看上去油汪汪的,简直成了蜡像,正从头到脚地融解。快要到托举了,录音机里的音乐越发煽情,军鼓铜管一块儿发飙,女舞者们起范儿,男舞者们趁势托腰,一个半旋,所有女兵都是“楚腰纤细掌中轻”地舞到男兵手臂上,而录音机突然哑了。编导杨老师从他坐镇的藤椅上站起,我们都看见藤椅座上留了个湿漉漉的臀部印记。杨老师问那个跟何小嫚搭档的男舞者怎么的了。这是个北京兵,叫朱克,已经持续闹了三年转业,他回答杨老师说,他没怎么的呀。杨老师一手用毛巾擦汗,一手舞动着半截儿香烟,把托举动作的要领又细说一遍,烟灰飘在我们的汗上。然后他跟所有人说:“我知道大家都很热,但是请不要恨我,恨害得你们重来的人。”

他把烟头塞回嘴角,一边回到藤椅前,在湿漉漉的臀部印记上坐下来。操控录音机的人摁下开机键,音乐再次飙起,杨老师大喊一声:“开始!”

我们再次起范儿,重复那套动作,音乐却又停了。杨老师将烟头往脑后的窗外一扔,指着朱克和何小嫚。

“你俩怎么回事?!”

何小嫚看着嘴冒青烟的杨老师,又看看朱克。

朱克说:“举不动。”

朱克闹了三年转业,不好好练功,整天练健美,往那儿一站就是针灸肌理塑像。

杨老师看了他一会儿,说:“你这么闹,就更不会让你转业。”

朱克说:“我闹什么了?闹肚子,没劲儿,再给人家摔坏了呢。”他下巴歪歪,意思他罢工是为了何小嫚好。

杨老师说:“举不动可以,至少把动作来一遍。”

大家再一次重来,起范儿,托腰……杨老师噌地站起来,藤椅小而杨老师块儿大,本身是靠藤子的弹性将偌大的臀部挤进两个扶手之间,现在起身起得太急,加上汗水和空气湿度把他和藤椅都泡发了,因而他向朱克逼近的几步,藤椅的两个扶手仍然夹在他屁股上。

杨老师走到朱克跟前,夹住他的藤椅才咣当一声掉下来,翻倒在地板上。杨老师这才意识到刚才的狼狈,回身一脚踹在藤椅上。地板被我们的汗润滑,藤椅顺着那滑溜劲向墙根溜去,又被墙根撞了一下,弹回来一尺远。

我们都知道杨老师为什么急成那样。朱克刚才大致做了一遍规定动作,但他做他的,跟何小嫚毫无关系,手离何小嫚的身体数尺远。

杨老师让所有人原地休息,把朱克和何小嫚单独调度到大厅中央。又胖又高的杨老师在这种天气最是受罪,无端也有三分火气,此刻火得两拳紧握,胳膊肘架起,看上去是京剧的花脸提铜锤的架势。我们估计那是因为他胳肢窝里全是汗,那样空着提铜锤可以让胳肢窝里多少流通点儿空气。

“朱克,你给我做十次!举不动,可以,不过其他动作一分折扣也不准打!小何,准备好……走!”

朱克却蹲下来,头抱在两手之间。
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?!”杨老师站在了朱克面前,嗓音几乎压没了,只剩牙缝儿里咝咝的出气声,响尾蛇发起致命攻击之前的咝咝声。

朱克向杨老师抬起痛苦的脸:“杨老师您行行好,给换个人吧。”

杨老师不明白。我们虽然热糊涂了,但还是有些懂朱克的意思。

杨老师此时四十五岁,是我们团第一号舞蹈权威,创作和编排舞蹈的才能使我们常常忽略他的体重。他转脸问何小嫚:“朱克说换谁?”

何小嫚不说话,根本就没听见杨老师的提问似的。

朱克又开口了,说:“您换别人托举她试试。”

杨老师叫了另一个男舞者的名字,要他跟朱克调换位置。这一位干脆笑嘻嘻地拒绝杨老师的调度。

杨老师:“你们都怎么回事,啊?!”

杨老师嗓子里那条响尾蛇又咝咝响地发出总攻威胁了。

朱克站起身,脸上的痛苦更深刻:“您老的嗅觉没事吧?闻不出来呀?”

杨老师瞪着朱克。男兵们开始窃笑。

朱克指着何小嫚:“让我托举她?多不卫生啊!您自个儿闻闻,她整个儿是馊的!”

大厅里静了一下,紧接着就笑声大作。

杨老师叫我们“安静”,叫了好几声,我们安静了,他说:“太不像话了!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同志呢?!还是个女同志!”

一个男兵怪声道:“朱克同志是爱卫生的。杨老师原谅他。”

整个这段时间,何小嫚就那样看着正前方的墙壁,比任何人都局外。意思似乎是,你们好好商量吧,总会商量出结果的,什么结果我都无所谓。

男兵们很理解朱克。我们那时多年轻啊,谁的身体里没有一条青春的虫在拱动?谁不被那虫拱得心底作痒?一旦我们身体里那条青春虫子拱得紧了,男女间哪怕以眼神触碰一下都是好的。一切都可以是触碰的名目,借自行车时交接钥匙的手指头在对方掌心多赖一会儿都是一种缠绵。男兵平时是不能随便触碰女兵的,触碰得有正当名目。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正当名目,这个“冒酷暑坚持排练”的响当当名目下,不仅可以触碰,还可以搂抱!手公然正当地搂抱在柔软纤细的少女腰肢上,那些纤细腰肢在那一瞬间也有了短暂的归属,我们身体里那条虫总算拱直了,总算声张了它存在的正当意义:难道不可以青春吗?我们这样一群矫健稚嫩的大牲口不就是青春本身?而青春本身能抵消多少罪孽!有了这样正当的名目,可以往正义搂抱里走私多少无以施与的缠绵?杨老师功德无量地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托举,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地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了,而朱克发现,发给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嫚。抱何小嫚比没的抱还糟。他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机会。

杨老师说:“那你告诉我,朱克,是不是换个人你就愿意举了?”

朱克不说话,但意思是:那可不,换谁都行。

杨老师抬起头来,扫视我们全体,但谁的眼睛也不跟他的目光对接。就在这时,何小嫚的新搭档出现了。从男舞者队伍的尾巴尖上走出一个人来,走到何小嫚身边,说:“杨老师,我跟朱克换位置吧。”

刘峰。我们的好刘峰。每次缺德家伙们偷吃了包子馅儿,刘峰都会把空空的包子皮儿夹到自己碗里。他两手轻轻搭在何小嫚的腰上,等着杨老师下达“开始”的指令。

可是杨老师一动不动。也许我们对何小嫚的作践震撼了他,也许刘峰的仁慈感动了他。我们倒不觉得刘峰的行为意外,平常脏活儿累活儿都是刘峰抢着干,何小嫚不外乎也是刘峰的一份脏活儿累活儿。刘峰为大家做过的好人好事还少吗?这是又一次为大家做好人好事。杨老师似乎被这场奇怪的事件消耗尽了,突然就疲惫不堪地撂下我们,垂着头往排练厅大门外走去。走到门口,他才又想起我们还没有发落,转过身说:“解散。”

有人问解散了干什么。杨老师头也不回地走出去,一边说:“爱干什么干什么吧。”

在这样的毒热中,我们什么都不爱干,顶不爱干的就是排练这个动作激烈得抽风的大型集体舞。大家在半分钟内就散尽,唯有刘峰和何小嫚剩下来。因为刘峰对何小嫚说:“咱俩练几遍,下次排练就走熟了。”

女兵们往大门口走,打算去拦截一辆卖冰棍的三轮车。女兵们总是把冰棍贩子拽进院子,然后把一车冰棍买空。从排练厅的窗口,能看见刘峰把何小嫚高举起来。排练厅的一面墙由八块镜子组成,镜子是次品,稍微拉开距离,照出的人形就是波纹状。舞蹈队一对最矮的男女在镜子里走形走得一塌糊涂,但十分协调般配。到了第二天排练,刘峰和何小嫚跳得默契和谐,被杨老师请出队列,给所有人示范。

示范结束,杨老师似乎想考考我们:“刚才他俩跳得怎么样?”

我们都说,不错不错。

“这说明了什么问题?”

没人答得上来。

“说明了只有他俩,还保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;我们团是经过战火考验的!”

杨老师是给我们逼急了,逼出这番豪言壮语。杨老师跟“白专”就隔着一根虚线,常常叫我们少摆高姿态,腿踢不上去,高姿态都是空的。杨老师今天豪言壮语没完没了。

“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,就是我们这支队伍,把演出送到了最前线,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就是: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!……”

“三不怕臭。”朱克在下面小声补充。

“苦和死都不怕,还怕臭吗?”这是那天排练结束后男兵们的补充。当时他们在水房里洗冷水澡,等刘峰洗完出去后补充的。男兵们洗冷水澡的时候问刘峰:“味儿是馊得可以,不过抱在手里感觉怎么样?”刘峰的回答是:“低级趣味。”

后来发生了触摸事件,男兵们背地里说:“只低级没趣味啊——连那么馊的人他都要摸。”

批判会开完,刘峰被下放基层了。那是一九七七年暮夏。

 

第十一章(1)

在刘峰离开文工团下连队的前一天晚上,何小嫚去他宿舍登门造访。当时我们女兵很少去男兵的宿舍串门,因为男兵们常穿条小裤衩就公然在他们的走廊里串。据说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,最体面的着装就是小裤衩了,很多人连小裤衩也不穿。何小嫚在楼梯口就喊了两声刘峰。

她这么喊主要是为了那些穿小裤衩或不穿小裤衩的人及时回避。

很多人听见何小嫚这两声喊了,因此她为刘峰送行这件事从来就不是秘密。只是她跟他说了什么是个绝密,直到一九九四年,何小嫚的精神彻底康复后才解密。当然,解密也只是对我一个人而言。那时很多人对我解密,或许因为我成了个小说写手,而小说即便把他们的秘密泄露,也是加了许多虚构编撰泄露的,即便他们偶然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他们的秘密,也被编撰得连他们自己都难以辨认了。

刘峰为她打开门,问她有事没有。何小嫚答非所问,说没想到他第二天就要走,那么快。刘峰说,伐木连正缺人,要他尽快去报到。这是不实之词,那时已经是秋季,伐木最忙的时间在夏天,藏区化雪的时候。刘峰是一天也不想在我们中间多待。小嫚问了一句,伐木连远不远。远,刘峰说,在澜沧江那一边,坐汽车团的车要走七八天。这么远啊,小嫚说。我们对澜沧江很熟,去西藏巡回演出好几次澜沧江。

那么一场送别对话,一个门里,一个门外地进行,总也不是个事,刘峰就对小嫚说,进来坐吧。小嫚进去后,发现是没什么地方可坐的,刘峰在整理行李,床上地上都摊得乱七八糟。一顶蚊帐刚缝补完,针线别在刘峰的背心上。刘峰把小嫚让进门,头一件事就是找衬衫穿。触摸林丁丁的恶名已经出去了,他穿着背心跟任何女兵夜话都不合适,他是为了何小嫚好。何小嫚见他没头没脑地打转,问他找什么。他说找衬衫。小嫚指指椅子背上搭着的衬衫笑了,说,不就在这里吗?他赶紧扯过去就往身上套,何小嫚叫住他,哎,背心胸口上还别着针。他摘下针线,喘出一口长气,额头上尽是大汗珠子。

从何小嫚后来告诉我的情景,我想象当年他俩的样子,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:何小嫚那晚是放松的,自然的。甚至,还自信。对,是自信的。似乎被搁在神龛上的刘峰以触摸女性证明他也是个人,这一点让小嫚自信了。不仅从神龛上下来成了个人,而且还是被大家踩下去一截儿的次等人,于是跟她在一个海拔上了。小嫚问刘峰,她能帮他做点儿什么。刘峰一向帮别人的忙,听到这话不习惯,拿出半袋洗衣粉,一盆青葱,一盆青蒜,一盆芫荽,说这些东西带不走,请她帮忙处理。小嫚这才知道,刘峰在窗台上开着一个小农场,种植了好几种作物。他解释说,山东人口味重,总想吃一口葱蒜什么的。他最后搬出一个装满东西的纸壳箱说,假如小嫚能帮忙,就帮他把这些东西也处理了。都不要了?嗯,带不走,他是从连队来的,知道连队的生活什么样,大营房里搁不下这么多私人物件。小嫚沉默一会儿,问说,能不能看看纸壳箱里装着什么。他打开箱盖,里面装满了标兵证书,奖状,锦旗,奖品之类。有的奖品是有用的,比如大茶缸,人造革皮包,脸盆。还有两块枕巾。所有奖品上的先进模范标兵字迹都金光耀眼。小嫚吃惊地问:都不要了吗?这不是都有用吗?刘峰说:都印上字儿了,怎么用?

“全是……全是好字儿啊!”小嫚说。这是她的原话,意思是:记录了他辉煌曾经的字,不好吗?她活了二十多岁,一个这样的字都没获得过。

刘峰没说话,似乎专注地整理东西。

小嫚翻看着那些奖品,终于冲破羞涩,说她是否可以收藏下那些奖品。刘峰说当然了,只要她不嫌难看。

我的分析是,刘峰把处理多余物资的事情让小嫚做,是想让她搬了东西就走,离开他的房间。刘峰爱林丁丁爱出半条命去了,没了丁丁,对于他来说,全世界一个女人都没了。小嫚不懂他的痛,他的苦,以为她这样陪伴他,送他最后一程,我们全体对他的反目和孤立,就能给找补回来一点儿。尤其是林丁丁对他的伤害,小嫚也想以她最后的陪伴给予些弥补。她活了二十多岁,一路受伤到此刻,她的一路都是多么需要陪伴和慰藉,这她最明白。那天晚上,其实小嫚想告诉刘峰,从那次托举,他的两只手掌触碰了她的身体,她的腰,她就一直感激他。他的触碰是轻柔的,是抚慰的,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,是借着公家触碰输送了私人同情的,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,他给她的,超出了规定动作许多许多。他把她搂抱起来,把她放置在肩膀上,这世界上,只有她的亲父亲那样扛过她。在排练中和演出中,她被他一次次扛着,就像四岁时父亲扛她那样,让她感到安全,踏实,感到被宝贝着,感到……那一会儿她是娇贵的,是被人当掌上明珠的。这感觉小嫚跟我说了三分之一,其余是我分析和诠释出来的。于是我进一步推测,那个夜晚,小嫚几乎是爱刘峰的。不,她已经爱上他了。也许她自己都不清楚,她找上门,就是向刘峰再讨一个“抱抱”。明天,抱她的人就要走了,再也没有这个人,在所有人拒绝抱她的时候,向她伸出两个轻柔的手掌。

也许小嫚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识得刘峰善良的人。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,最能识得善良,也最能珍视善良。刘峰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,不就是善良吗?他如果能够以触摸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人性,雄性,小嫚当然会以身以心相许。

何小嫚在刘峰房间里一直待到九点半,刘峰同屋的两个人看完电影回来,她才告别。

当她搬着刘峰给她的那个纸壳箱下楼时,对所有男兵都昂着头。她想对他们说的话是:你们什么东西?连刘峰的小脚趾都不如!

她一直保存着刘峰的所有奖品,但始终不知道刘峰为什么抛弃了它们。我觉得我懂得刘峰对那些奖品的态度,以及他把它们当废品抛弃的理由。他或许是这么想的: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,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,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,一点点真情,都是不行的;对我的真情呢,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,一点点尊重,都不行,你们就要叫“救命”!就要口诛笔伐,置于死地而后快。做模范标兵当然光荣神圣,但是份苦差,一种受戒,所有的奖品都是对受戒的慰问,对苦差的犒劳,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:你那么有品,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,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污染。刘峰扔掉那些奖品,等于扔掉了枷锁。

第二年秋天,何小嫚也离开了我们。她也是被处理下基层的。一九七八年国庆,我们到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演出。战争不再需要骑兵和军马,骑兵和军马将永远退役,我们的芭蕾小舞剧《军马和姑娘》也就将永远谢幕。舞台坑洼不平,第一次走台A角小战士就崴了脚腕,脚肿得漫说穿足尖鞋,连四十号男鞋都穿不进去,把皮帽子当鞋穿。杨老师便把何小嫚顶上去。何小嫚那时已是标准龙套,只在两个大型集体舞里充数,因此所有人认为这段小战士独舞是对她的厚赏。女分队队长郝淑雯在服装组找到了小嫚。何小嫚因为担任的节目少,常在服装组帮忙,总有钉纽扣、补假发之类的琐事可做。她当兵四年,到此刻对于“进步”和“向组织靠拢”的真谛彻底摸透,那就是对该你做的事马虎,对不该你做的事操劳:假如服装员跟团支部提出“何小嫚常常帮着服装组补连裤袜”,那可远比舞蹈分队表扬她“何小嫚练功积极,演出认真”重要得多。听到后者,团支部会认为,舞蹈队的,练功积极是本职,演出认真理所当然,有什么可表扬的。忙活别人的工作,比如帮服装员补鞋补袜之类,就会捞到分外表扬。郝淑雯向何小嫚传达完杨老师的指令,何小嫚说不行,她顶不了A角小战士。郝淑雯以为自己听错了,平时在杨老师编导的舞蹈里,哪怕给她的角色是只狗,她都会乐颠颠地接过来演。何小嫚说完,又把鼻尖凑到尼龙袜上,继续织补。我们还有待发现,小嫚眼睛的精彩凝聚力得益于她的中度近视。有次在昏暗的后台,她用扫把来回扫一小块儿地方:原来她把屋顶漏进来的白色光斑当黏在地板上的化妆棉纸清扫了。

“你不想演小战士?”女分队队长这是第二次问何小嫚,给她反悔的机会。小郝跟我们都认为,何小嫚的白日梦都充满着这个小战士。那么出风头的一个角色,既顽皮又憨拙,非常讨观众好,每次都是掌声连着笑声,我们都恨不得削掉几公分身高去出这份风头。

“我头晕。”这是何小嫚给的理由。

谁不头晕?海拔四千米,打个喷嚏都能耗尽氧气,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会轻微哮喘。每天有人流鼻血,心慌,恶心,腹泻,层出不穷的高原反应中,头晕是最舒服的一种。健美健将朱克一夜就老了,血压蹿到一百八,心跳也快快慢慢的。

“谁不头晕?”郝分队长说。

“你也头晕?”何小嫚问,似乎她刚知道高原反应对每个人发生。

“废话!”郝淑雯说。

何小嫚从凳子上站起来,真的晃悠一下。她的意思似乎是,既然大家都头晕,她就只好顶下小战士的光荣岗位吧。

我们这些龙套演员陪着主演何小嫚排练一下午。那是一座露天舞台,就着山坡的高度搭建,十月就早早进入了严寒。我们像一个个蒸汽火车头,嘴吐白气,呼呼直喘地陪着她熟悉每个位置,每个队形,每一处衔接。

晚上演出前,我们听见台下嗒嗒的马蹄声。从大幕缝隙看出去,看到两千名骑兵整齐入座,座位就是他们胯下的战马。我们从来没见过如此的观众席,不只振奋而且恐惧,都不由自主地想,演出中万一惊了马,被铁蹄踏成肉酱的将是谁们。

何小嫚坐在炭火边看我们活动足尖。郝淑雯催她起来一块儿活动腿脚,别像第一位小战士那样还未出征就倒下了。

她说她反正已经倒下了,正发高烧呢。郝淑雯把卫生员找来,在她额头上摸摸,是烫的,可她一直烤着火。体温计可以做证,五分钟后从她腋下拿出体温计,卫生员说:咋的了,何小嫚高烧三十九度七!我们顿时乱了:何小嫚是我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小战士了,而这个舞蹈没有小战士就没得玩儿了。带队的团长很快来到何小嫚身边,看卫生员喂她姜汤,何小嫚吞一口,他的喉结沉重地动一动。何小嫚是这天夜里的月亮,包括团长在内的我们都是星星。杨老师建议,今晚取消这个小舞剧,让何小嫚休息一晚。

团长说:“别扯了,取消哪个节目这个舞都得跳!”

团长岁数并不大,也就三十三四岁,早先是连队的文艺骨干,特别善于鼓动。他的情绪从激扬转为悲壮,说骑兵和军马浴血奋战几十年,立下汗马功劳,现在他们在我军历史上就要被永远取消,这个《军马和姑娘》的舞蹈是对他们的歌颂,纪念,也是永别。团长的眼睛不对劲了,因为有了泪。

团长来到何小嫚面前,蹲下来,像大人对待孩子:“小何同志,坚持就是胜利,骑兵战士们会记住你的,会感激你的。你不是在为你自己演出,也不只为我们团演出,你代表的是要继续在我军存在下去的全军,向他们致以最后的敬礼!”

何小嫚在这样的征召下,站了起来。

那个舞蹈开演之前,团长走出大幕。我们都蒙了:团长难道亲自当报幕员?团长对着近两千骑兵和战马说:“骑兵同志们,下面这个节目,是我们专门为骑兵这个最勇敢的兵种创作的。”大家想,团长这个“我们”的范围,扯得有点儿大,舞蹈明明是上海舞校创作的,我们只是拷贝来的。团长接下去说的,更让我们觉得他在“扯”了。他说扮演主要角色的何小嫚是我们的优秀舞蹈演员,这位小同志将带着四十度高烧上台,如果她倒在舞台上,请英勇的骑兵指战员谅解,因为小何同志继承了骑兵同志的光荣传统,轻伤不下马背,轻伤不下火线。

台下掌声口哨声战马嘶鸣声,何小嫚刹那间成了骑兵独立团两千人的掌上明珠。她站在出场位置上,感觉着命运的转折就是这么妙,这么迅疾,这么毫无预示。她也玩味着当主角的感受:当主角真好,当掌上明珠真好。

整个舞蹈跳下来,何小嫚相当争气,除了跑错两次队形,并没有像团长担心的那样“倒下”。骑兵团首长上台来接见演员,真把二十二岁的何小嫚当成小战士了,在她脑袋上又摸又拍。大幕刚拉上,何小嫚就倒下了。

当夜我们奉团长的命令轮流值夜,保障何小嫚随时有水喝,随时上厕所,发生危险随时得到急救。团长说保障何小嫚就是保障我们整个演出。看看小嫚的演出引起了怎样的感动?宣传效果多大?继续保障何小嫚的“轻伤不下火线”形象,就是继续传播军委首长对骑兵们的抚恤和关怀。

何小嫚的体温一直不退,也一直不变,恒定在三十九度七。卫生员开始焦虑,认为她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作祟。何小嫚轻伤不下火线,病毒更是不下火线,再坚持下去,那就不是“轻伤”了。第四天,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,卫生员把何小嫚送到了场部医院。这个场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,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。卫生员把何小嫚扶进急诊室,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嫚衣领。五分钟后,当何小嫚交回温度计时,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。

卫生员问她什么错了。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。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,说没错啊,量出三十九度七来了,证明温度计很准。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,急匆匆往门外走。卫生员紧跟上她,问她错在哪里。护士说,这个戏法场里的知青牧工都会变,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。两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,护士指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,知青泡病号,什么点子想不出来?卫生员还在糊涂,请她点拨得明白些。护士拿起那根温度计,又从她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根温度计,要卫生员比较。卫生员比较出来了,一根温度计的杆子是圆的,另一根是三棱形的。

“喏,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,圆的是你们带来的。三棱形是新产品,我们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。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。”护士说。

护士把这个装病“戏法”的秘诀连说带表演地演示了一遍: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体温计,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多高,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个调包,把“发烧”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。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,护士接着说,太简单了,身边有个暖壶就行,把壶盖一开,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,温度就上来了,要是“烧”发得太高,上了四十二度,就往下甩甩。没有暖壶?茶缸子也行;连茶缸也没有?用手搓,摩擦生热,搓得得法,几秒钟也能把温度整上去。

护士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。团长听了何小嫚的体温作假案之后,只是嗯嗯地答应着,一句指示没给。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,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,不好意思揭穿了,可是谁来揭穿呢?

团长低声说:“暂时不要揭穿。”

卫生员问为什么。团长命令她保密,以后会跟她好好解释。我们十八岁的卫生员差点儿抗命,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。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,她随队保健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,抗命也是间接抗命。她说假如让何小嫚继续装病,对其他人多不公道,其他人指谁。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“轻伤不下火线”表扬的年轻士兵们。那个时代的士兵,无仗可打,无处英勇,最高荣誉就由此类“轻伤”得来。卫生员觉得不公,是因为我们想“负伤”想疯了,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,都挂相了,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,真实地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的英雄传统,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。我们不乏小病大生,小痛大喊的人,但谁也不会“诈病”。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,用胳肢窝变戏法,玩体温计调包。

团长厉害起来,叫卫生员服从命令,对何小嫚装病严缄其口。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:“我倒要看看,她还能怎么表演。”

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:诱敌深入,彻底全歼。

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。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。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“慰问演出”,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。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,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。何小嫚由于“高烧”,由于带着“高烧”表演的高难舞姿,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。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,他们会大感上当。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,突然要被遣散,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,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,会让他们意识到,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。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,即使明白何小嫚的苦肉计,也必须当她的配角,配合她唱完。

巡回慰问演出结束,我们回到成都,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。回到门诊部之前,卫生员把何小嫚玩儿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,也跟少数男兵说了。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儿。我们当时认为,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,他也就承认了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。所以何小嫚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,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,流传之深远,我多年后才知道。一九九四年,我在成都怀旧之旅中,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,自我介绍说他姓蔡,还说二十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,当时警卫营,车队,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“癞蛤蟆吃天鹅肉”的梦,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“天鹅”的名字。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。我想,何小嫚在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,蔡司机毫无所闻,而她造假的丑闻,他念念不忘。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,让那丑闻自己流传,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,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,新的营养,越流传越肥硕。流传中的何小嫚是这样的:飞旋着,飞跃着,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,当台栽倒,大幕在她休克的身影前急落。小车队司机问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。我懒懒地,淡淡地,说记不清了。蔡司机又说,他也用何小嫚发明的“高烧法”骗了几次假条,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原。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,提了干,用不着装病了。哦,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:他怕公开了何小嫚的装病法会扩大那方法的效应,培养出蔡司机这样的一大批装病者!

团长没有揭露真相,但不等于真相不影响他的决策。团长的决策,就是让何小嫚离开文工团,下放野战医院。他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,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,她需要艰苦锻炼。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,只让何小嫚在洗衣班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,之后就安排她上了护训班。

根据我后来跟小嫚的谈话,我认为小嫚在刘峰被处理下放之后,就对我们所有人彻底寒了心。她受够了天生优越的人,受够了郝淑雯、林丁丁。对丁丁,她简直是敌对的。她也受够了在大集体舞里凑数。那年小嫚将近二十三岁,由于刘峰的离开,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和周遭世界生出一种厌倦,渐渐地,厌倦化为悲哀。就在我们慰问骑兵团的巡回演出中,骑兵们的遭遇更深化了她的悲哀,无论是骑兵们还是战马们,或是放养了十年军马的知青们,无论是刘峰还是她自己,甚至我们每一个挥霍青春的男兵女兵,使她看到的,就是她亲父亲曾写的一句戏词“长郊猎罢烹鹰犬”,于是她悲哀到了拒绝杨老师青睐的程度。杨老师的青睐,实在是迟到的,迟到太久。小战士独舞?对不起,跳不了。当郝淑雯到服装组去传达杨老师厚赏时,她心里是那样一片惨淡。我这才想起,小嫚毕竟是个文人的女儿,她那因悲哀而死的文人父亲迟早会在她身上复活。悲哀是文人们对世界爱不起、恨不动的常态心情。郝淑雯带着杨老师厚赏来见到的,正是这样一个满怀悲哀的何小嫚,一边织补舞蹈长袜一边在谋划放弃,放弃抗争,放弃我们这个“烹”了刘峰的集体。她的“发烧”苦肉计本来是抗演,是想以此掐灭自己死透的心里突然复燃的一朵希望。她站在舞台侧幕边,准备飞跃上场时,希望燃遍她的全身。她后来向我承认,是的,人一辈子总得做一回掌上明珠吧,那感觉真好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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